中国出海往事:从太平手袋厂到“新出海四小龙”

2022-09-13  来源:网络 浏览次数:
“开启进阶之路 1999年,从台积电离职的张汝京和汉鼎亚太风投徐大麟,希望在香港推行“硅港”计划,因此向港府提出......”

开启进阶之路


1999年,从台积电离职的张汝京和汉鼎亚太风投徐大麟,希望在香港推行“硅港”计划,因此向港府提出了土地需求。但彼时正值香港雄心勃勃的“数码港”计划摇身一变,化身成了地产项目,于是出于对出现第二个“李泽楷”的担忧,港府最终没有同意拨地。


而斜道杀出的上海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。上海不仅愿意以近乎免租的条件提供土地,还提供了首五年免税,其后五年税款减半的优惠条件,最终成功打动了张徐二人。于是项目落地上海,演变成为了如今的“中芯国际”。


时至今日,中芯国际不仅发展成为了全球前五大晶圆厂,同时也为上海带来了半导体产业群,带动了本地一批高附加值制造业岗位的诞生。


不过面对错过了这样一个宝藏,香港官员似乎并没有那么惋惜。一位后来身居高位的香港官员在当时只是云淡风轻地表示,“在一些需要使用大量土地、聘用人手少以及增值不太高的行业,本港的竞争条件确是稍为不利,因此尊重他们的决定。”


或许能够认为半导体产业“增值不太高”的,也唯有香港一家。虽然香港和“亚洲四小龙”里的其他成员一样,都是通过参与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积累起了第一桶金,但香港可以背靠内地做转口贸易和金融生意,凭借第三产业就可以继续保持繁荣。


毕竟在之前的1996年,广义贸易业取代制造业成为了香港第一产业。在这样的转型之后,香港人均GDP依然在四小龙中保持领先到了21世纪。


并不具备香港独特优势的其余“三小龙”,显然离不开制造业。韩国为了让产业链条持续向上攀升,祭出了OECD国家中的最高工作时长;新加坡也在“惊输”独特文化影响下,努力留住了第二产业;中国台湾也在此过程中,思考如何在价值链中获得最大的利益。


在更早的1992年,时任台湾宏碁电脑董事长施振荣,就总结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:要增加企业的附加价值,绝不能久居曲线底部的组装、制造位置;而需要往左端(研发、技术)或者右端(品牌、服务)位置迈进。


而在彼时的海峡对岸,背负着更多的人口、面临着更大的发展压力的中国大陆,同样也需要加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,通过发展来解决社会的各项问题。


在亚洲“四小龙”通过数十年发展,就赶上了发达工业国两个世纪以来的领先身位之后,中国大陆产业带也在这前后的数十年间,开启了在全球价值链条上轰轰烈烈的进阶之路。


迈向“世界工厂”


尽管已经成长起来的经济体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发展路径,但如果不是家里有矿,所有后来国家迈入已有的全球分工体系时,手中的唯一一张牌总会是——人口红利。


1978年7月一个傍晚,行色匆匆的香港商人张子弥在东莞县第二轻工业局领导的陪同下,走进了以镇子命名的“太平服装厂”。原籍上海的张子弥在确认了合作的兴趣之后,拿了一些半成品配件,问时任业务负责人唐志平能不能比照样品制作出来。


唐志平在接下之后,通宵和厂里技术员将这个欧洲风格的手袋复制了出来,第二天早晨就送到了张子弥面前。张子弥看到后,对质量和效率非常满意,当即决定合办手袋厂。9月,太平手袋厂获得了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牌照,编号为“粤字001”。


太平手袋厂的正式开工生产,也意味着“三来一补”模式的正式诞生。而这一模式无疑是当时的最佳选项,在资本累积近乎于无的条件下,生产的设备、原材料和来样都可以由外商提供,而且外商还能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。


于是“三来一补”模式很快成为了沿海开放地区吸引外资的主要方式。1996年,太平手袋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得不宣告寿终正寝,但是在它身后的土地上,东莞外贸在此前一年达到历史最高值,外向依存度(对外贸易总额占GDP比重)达到了433.8%。


除了港商,台商和外资也先后开始向中国大陆进行投资。1995年诺基亚落子东莞,这也意味着外来资本投资的领域,也正逐步向电子通讯、五金机电产品等高附加值领域转变。


于是在充足、廉价、高效的劳动人口,以及开放便利的政策加持之下,中国正在向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靠拢。


仅在深圳横岗,到2003年仍保有562家“三来一补”企业,虽然已经比巅峰期减少了300家,但当年结汇仍然超过了5000万美元。在全国的版图上,中国到2010年已经为世界代工生产了68%的计算机、70%的手机、80%的空调以及65%的数码相机。


而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,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彼时正在一路飙升,2010年正式超越了美国,第一次登上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位置。


然而人口红利期终究有走向尾声的一天,加上土地资源紧缺、能源紧张的因素,“三来一补”模式在2012年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回过头来看,发展“三来一补”是开放初期的无奈之举,毕竟这是在卖苦力的同时,还搭上了不可再生的资源和生态环境。


但人口红利的兑现,让无数原本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力,成为了全球生产链路中的一环;让众多沿海农业村镇,一跃成为工业重镇;也让部分地区,培育出了一个不甚完美却足够齐全的产业集群,这些都在为中国实体产业的下一次跃迁积蓄能量。


兑现“产业链红利”


当时间的车轮继续向前行驶,原本在中国沿岸星星点点的代工厂,在长期的投入和集聚之后,俨然已经扩张成为了连接成片的产业带。


在东莞,一小时交通圈内,可以通过大大小小的生产企业快速配齐一部手机95%的零部件;除此之外,包括晋江的体育器材、绍兴的纺织制品、义乌的小商品……中国制造业在众多等领域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生产规模。附加值较高的家电产业同样在此行列。


而在日后可以制造出全世界60%冰箱的中国制造业,其实直到1980年,才通过仿制日本三洋生产出了第一台电冰箱。白手起步的中国家电企业,最终不得不通过“技术换市场”的策略,出让国内庞大市场和劳动力,来换取技术瓶颈的突破。


这一方针使得国内家电企业快速完成了先进技术的积累,并且逐步形成了庞大且完整的产业链条。


产业链集群使得成本迅速降低。中国家电正是凭借高性价比的“杀手锏”,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。2011年,中国家电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大关。2012年,海尔收购日本三洋的冰箱业务——30年前的“学生”已经青出于蓝。


而就在家电业产值破万亿的同一年,另一位产业链顶级玩家小米手机第一次出现在了公众视野。在2011年8月16日小米第一场产品发布会上,雷军把手机的所有配置全部拆开并逐个科普,向台下观众提了一个问题:同样配置小米卖多少钱?


台下有人喊了5000,小米最终定价:1999元。


三周之后,小米的首次网上预定就卖出了30万台,第二次又再次卖出10万台。而彼时如日中天的苹果iPhone4,首日的销量也不过60万部。通过对产业链的高效整合,小米以一己之力,结束了中国华强北山寨机的时代。


2014年,堪称雷军和小米手机的巅峰。那一年,小米凭借着红米系列的成功,在成立短短4年间就出货超过6000万台,傲居全球第三。但所谓“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”,凭借产业链红利起家的小米,同样也无法承受在供应链上出现任何差池。


2014年小米唯一的芯片供应商高通,受到中国“反垄断”制裁,于是小米就必须为芯片的专利费用支付更高成本。而后小米又惹怒了三星半导体,于是雷军不得不在2016年一个月内连飞四次韩国,亲自道歉,这才解决了当时小米的交付难题。


除了容易在关键领域被卡脖子之外,依赖产业链红利获得竞争力的另一个恶果,就是容易引发价格恶性竞争。


由于坐拥产业链优势,因此中国厂家扩充产能的边际成本极低。在家电领域,国内的空调产能至少有2亿套,然而全球的家用空调需求仅有1.2亿套左右,于是价格战就成为一种常态。


因为没有定价权只能维持着稀薄利润,已经在价格战中倍感疲倦的中国实体产业,在这一次意识到了研发端差异化竞争乃至赶超的重要性。


一批迸发出十足生命力的年轻科技型企业,即将在缓缓拉开的幕布后踏上产业舞台的中央。


初尝“工程师红利”


1980年,汪滔出生在了浙江省杭州市。父亲是工程师、母亲是教师的他,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航模非常感兴趣。2005年,李泽湘教授破格将汪滔招至自己研究生门下,并全力支持他研究飞控系统。


一年之后,汪滔创立了智翔科技,一边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,一边在深圳不到20平米的仓库内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。


数年后,这家公司会因名为“大疆”而被世人熟知。


2008年,汪滔利用一个在玩具身上得到的灵感,制作出一款能够简易操作的多旋翼自主飞行系统,并且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款高精度云台。而在影像板块,合作方GoPro提出的合作堪称苛刻,要求收取70%的利润占比。


这一次的经历,让汪滔认识到掌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。于是,汪滔提议大疆自主研发无人机所需的所有配件,并逐一申请专利,打造属于自己的无人机产业链。大疆1.2万名员工的一半,都由工程师组成。


最终在2013年,大疆成功研究出了第一代拍摄无人机“大疆精灵”。这个跨时代的无人机产品问世之后,一举帮助大疆拿下了全球非专业无人机市场上70%的份额。


2021年,大疆累积已经申请了4600多项专利。公司凭借这些专利,位列全球国际专利申请排行榜第29位。


正是汪滔的深谋远虑,让未来大疆面临美国的制裁时,美国竟一时发现自己竟无处下手,只能封锁了自家军队的使用许可草草了事。


而在芯片领域,2016年成立的长江存储则是由于初始技术来源于欧洲,幸运地避免了美国的制裁。作为信息产业的根基之一,长江存储所在的存储芯片领域,长期以来完全依赖于进口。


在组建仅仅六年之后的2022年,长江存储就正式推出了232层三维闪存,第一次触及国际领先水平。有了技术的支撑,长江存储的全球市场份额也有希望在未来扩大到10%以上,几乎成为了中国芯片企业突围的典范。


和大疆一样,长江存储一路逆袭背后,同样有赖于中国工程师红利的兑现。整个芯片产业的迅速发展,除了中国大陆的培养人才行动之外,也有3000名芯片人才陆续回国的助力。


其实在过去,他们在中国本土的产业链中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。毕竟那时简单的生产链条,不足以消化每年数以万计的理工科博士、硕士研究生们。


通过中国产业带数十年如一日地不断接力:从利用人口红利做代工出口贸易,培育出了产业土壤;再到利用产业链红利出海攻城略地,夯实了产业链基础;中国不断向上攀升的本土产业链条,最终为这些工程师们,提供了施展自才华的舞台。


从此中国产业带再也未曾错过之后的任何一个新兴产业:在新能源领域,无论是光伏、储能亦或是电动汽车,中国都位居前列;而互联网领域中国也不逞多让,在世界范围内和美国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......


然而已经迈过了重重山峦的中国,似乎仍然是那个疲于奔命的追赶者。在同一领域内,一次次后来居上的戏码固然可喜,但仍不能与开拓新领域的兴奋相提并论。直到数字化新出海时代的到来,产业“颠覆者”的身份似乎才姗姗来迟。


“新出海四小龙”崛起


2007年,山东人许仰天从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,找到了一份在跨境服务咨询公司的工作。但是很快他看到了跨境领域的“商机”。


最开始徐仰天通过开发网站SheInside(SHEIN原名),将国内批发的婚纱卖到海外。尽管利润颇高,但很快徐仰天选择将业务范围扩大到受众更广的潮流女装。2014年,为了加快扩张速度,许仰天将总部搬到了更靠近供应链的广州番禺。


SHEIN始终没有定格自己的风格,它的制胜点就在于就通过自有平台的前端链接用户,并且利用流量反馈,来决定库存增减,实现潜在机会的最大化。于是很快,SHEIN就在海外年轻人中一炮而红。


2021年5月,SHEIN第一次超越亚马逊,成为美国应用商店里下载量最高的购物App。此后,SHEIN几乎一直稳居美国购物类应用程序的下载量首位。


SHEIN除了可以通过互联网迅速锚定需求之外,还打造了数字化的生产端。最终SHEIN的生产交付周期达到了惊人的5到7天,比ZARA还快7天。


在ZARA每年“只能”上新约1.2万款的背景下,SHEIN一年的SKU已经可以达到惊人的15万个。SHEIN还没上市,估值已经一度触达了1000亿美元,这个数字已然超过了ZARA的母公司。


而就在往日欧美公司独占的时尚快消行业,在SHEIN的冲击下已经开始松动的同时,一家中国公司也正同样以互联网算法为矛,在美国巨头笼罩下的社交应用领域打下了自己的天地。


2015年,一家当时名为“今日头条”的公司,开启了全球化部署。而在这之前,公司创始人张一鸣已经坚持学习了多年英语,只为在工作中可以熟练地用英语交流。但连续的几次产品出海尝试之后,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。


直到Musical.ly的出现,局势才豁然开朗。2017年,字节跳动将其收购至麾下,并在2018年正式与Tik Tok完成了合并。


在与字节跳动的算法引擎牵手后,Tik Tok通过精准识别用户内容喜好,以及积极培育平台的多元内容,最终可以满足每一个用户的内容偏好。自此之后,TikTok的全球化扩张无比迅速,仅一年多时间,TikTok就首次成为了全球下载次数最多的非游戏类应用。


根据预测,TikTok 2022年的广告收入也将达到110亿美元,这个数字将会超过竞争对手Twitter和Snapchat的广告收入总和。


如果说电商出海是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高速公路,那么金融出海则是这条高速路的加油站。在2016年,中国跨境电商交易总额就已经达到6.3万亿美元,跨境支付成为了其中的重要一环。


在偶然一次得知跨境电商收款成本约占销售额的2%之后,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、当时身为华尔街精英的陈宇捕捉到了商机。


2014年,陈宇连同合伙人在美国创立了PingPong,将目标瞄准了跨境支付赛道,并喊出了“更懂中国卖家”的口号。


早在2004年,美国支付公司PayPal就已经进入了中国。但那时被国外机构垄断的收款市场,中国卖家往往需要支付高额的费率。


于是2016年,成立不久的PingPong金融,就迅速打出了“跨境支付手续费1%封顶”的口号,在跨境收款市场投入了一枚重磅炸弹。面对低费率竞争,美国支付巨头PayPal被迫应战,也很快调低手续费至1%。


而针对跨境贸易回款账期长、资金周转慢的第二个痛点。在2017年,PingPong发布了一款新的支付产品——“光年”。只要电商平台出账,PingPong就会显示入账,商户便可以即刻发起提现,可比全球的其他电商支付渠道提前3-7天拿到货款。


截至2021年末,PingPong交易规模已超五千亿人民币,日交易峰值更是达5亿美元以上。


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新出海企业,无论是基于互联网而生的Tik Tok、PingPong,亦或是基于互联网搜集需求快速反馈的SHEIN,都天生带有互联网的基因,而他们的出海打法也可以被总结为:


先通过数字手段分析用户的需求,然后在供应链迅速匹配最合适的供给;最终体现了数字化和行业结合的能力。


而这一套打法,其实同样被传统出海赛道企业所采纳,例如物流企业菜鸟。


在过去,中国跨境卖家因为订单小且不具备稳定性,因此跨境物流需求都很难被及时满足。但其实在一个较大的产业带区域内,这些单一卖家们的分散需求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,被整合成为一个体量更大的需求集合。


菜鸟所做的就是通过数字化能力,将这些零散物流需求收敛成为相对“标品”的需求集合,然后再匹配以头程运输、清关、仓库运营、海外本地配送等物流服务,对跨境卖家的物流需求进行集约化的满足。


除了在数字化打法之外,菜鸟在海外“硬”基建层面也正在下功夫。为了解决跨境物流环节复杂、节点连接效率低的问题,菜鸟建立了包括列日、香港、吉隆坡等多个物流核心节点。其中,列日站点整体规划面积已逾20万平方米。


这些节点可以集中化完成卸货、清关、分拣乃至物流的逆向,最终反哺于菜鸟数字化跨境物流效率的进一步提升。


在国内其他快递巨头——例如顺丰海外收入占比仅有2%,京东物流的业务则基本在境内开展,菜鸟国际业务已经在2021年占到了57%。2021年四季度,菜鸟日均服务跨境包裹量超500万件,与几大国际物流巨头跻身同一梯队。


SHEIN、Tik Tok、PingPong以及菜鸟四家出海企业,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了时尚快消、移动应用、跨境支付以及跨境物流四个细分赛道中的超级独角兽。虽然它们均未上市,但它们的估值乃至对于各自所在行业颠覆的势能,足够令人们为之侧目。


就如同半个世纪前,“亚洲四小龙”借助西方制造业外迁的良机,实现了对众多往日工业国的超越那样——如今这四家年轻的中国出海企业,也同样在利用数字化和行业结合带来的新动能,正在对往日巨头实现超越,或者开辟一条全新的竞争道路。


SHEIN、Tik Tok、PingPong和菜鸟,已经足以被人们称之为“新出海四小龙”。


而“新出海四小龙”之所以能够诞生,则是因为中国通过前三个阶段的积累,在互联网发展阶段未落下风,并最终通过与更具比较优势的产业链结合,立刻产生了更强的竞争力。


自此,中国产业带终于完成了从人口红利时期全球供应链的跟随者,再到产业链和工程师红利期的追赶者,最终到往日全球生产链条颠覆者的角色蜕变。


在这数十年间,第一代人口红利期的贡献者们依然老去,第二代的产业链红利者们仍在努力赶上时代的步伐,第三代红利期的工程师们正在迎接自己时代的到来,而新一代“新出海四小龙”的参与者们,依然在擘画一张更大的蓝图。


未来指向标


当时间回到上世纪下半叶,在那时国际社会对于“开放促发展”几乎没有异议,但对于如何开放仍然不无争议。


以“华盛顿共识”为代表的西方主流观点推崇“休克疗法”式一步到位开放,而以“亚洲四小龙”为代表的东亚模式,更认可渐进式的开放节奏。


最终的实践证明,东亚模式更胜一筹。


以“华盛顿共识”指导开放的东欧、拉美地区,因为未能妥善处理外部冲击而陷入发展的停滞;亚洲“四小龙”则成功实现了跨越式增长。


亚洲“四小龙”的经验,最终也为中国在未来在开放中的“摸着石头过河”提供了范例。


眼下,全球化也正在遭到疫情、地缘、本土主义等因素的干扰,但最终代表着交流、融合的全球化道路,依然会在更长的时间线内向前发展。


而正像上一次亚洲“四小龙”为地区的后来者们指引了前进方向;这一次,中国的“新出海四小龙”们,或许也终会为中国乃至其他地区的实业家和出海者们,提供宝贵的蓝本。


(来源:远川出海研究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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